岱峻和他的《发现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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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让横断山域更美！ 系列六）

编辑：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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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写的《发现李庄》）

采访岱峻，是因为记者阅读了《发现李庄》一书，该书和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息息相关。岱峻历时４年艰苦调查，写成了《发现李庄》，以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发掘出了抗战期间一批中国文化人在四川李庄的许多被湮灭的史实。因为对李庄的率先报道，岱峻也得到了“李庄荣誉居民”的称号。
　　李庄，位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千年古镇，抗战中，由于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其一度凸显为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在前来李庄的一大批文化人中，有傅斯年、梁思成等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精英人物。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在李庄忍饥挨饿支撑了６年，以抱病之躯，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学史稿——《中国建筑史》。 由于战争和城市建设等原因，对古建筑和文物造成损毁，令梁思成十分痛心。为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他曾做过许多呼吁和努力，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梁思成的痛苦，折磨着８５岁的国家文物局前顾问谢辰生，近年来，谢辰生就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数次上书中央。去年１２月，在他与十多位学者的联名吁请下，国务院决定，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把每年６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是６月１０日）。
　　作为首个文化遗产日的开启，３月２９日，国内四十多位文物界、建筑界学者齐聚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开始“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对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及同仁在西南调查的部分文化遗产进行了考察。在梁思成去世３４年后的今天，对他的纪念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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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的老巷）

阅读中邂逅李庄
　　岱峻在《发现李庄》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详细回顾了李庄在抗战时期那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勾勒出战乱岁月里中华文心学脉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从整体到细节全面再现了“人文李庄”，为后世知识界树立起了一道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又浸淫于文学典籍，使岱峻集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才情于一身，但岱峻说自己既非记者，也非作家，而只是一个“读书人”，在偶然随心的阅读中，他发现了李庄。
　　“我给自己定位是个读书人，读书不带功利性，我看了很多闲书。在长期读闲书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两个字，就是：李庄。这些书包括——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还有太平天国研究的大家罗尔刚，他在李庄写了一本书，《师门五年记》，还有李霖灿的研究东巴文化的书，也是在李庄完成的……我就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李庄做了那么多事？去查文化史和一些当地的资料，但是关于李庄的介绍几乎是一块空白，于是我就开始留意那个地方。本来李庄是一个模糊的符号，但是慢慢走进去以后，我发现它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它甚至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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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李庄镇南2.5公里的石牛山上的旋螺殿，建于明万历24年（1596年），全木斗拱结构，以不用一颗铁钉为特点。梁思成先生曾评价：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

捕风捉影 ，寻找李庄
　　据岱峻讲，他第一次去李庄，是应《南方周末》之约写一点文字。去的时候恰逢２０００年的“五一”大假，邻近的蜀南竹海火爆得不行，车阵一直从江安排到宜宾，然而，没有一个人改道去李庄瞧瞧。“第一次走进李庄，几乎叫做空手而归。有一次，我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乡，他问我，“你是收旧门窗的吗？”我还向一个村干部打听当年的中央研究院，他说，“哎呀，老师你开玩笑，中央的人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呢？”但我就不相信，那么一批先生，在李庄生活了６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段历史怎么可能竟不被人知晓呢？我知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迁到南京，江苏省已把那个旧址定为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在昆明龙头村住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那里都挂上了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可是四川的旧址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几天的采访，岱峻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科学所的旧闻……他在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房里徘徊，两间房已成了鸡舍；在被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讲，门票尽管只收５毛钱，但一年下来，还卖不到１０００张票……发现的激动与失落，岱峻把见闻写成了《李庄记事》、《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等文章，经《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后，众多媒体接踵而来。李庄这段被淡忘、湮没的历史，在沉寂几十年后又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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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的故居。）

顺藤摸瓜，走进李庄
　　此后，岱峻每年都要去一趟李庄，实地走访李庄仍健在的相关人士，取得了不少的第一手材料。每次去，他总会有种朝觐般的喜悦和身入宝山的收获。随着了解的深入，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在岱峻眼前逐渐清晰起来，李庄，幻化作一个文化符号，一次次撞击着他的心扉，他开始追寻发生在那段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进而探询故事背后的细微末节。“一次，我在山里游逛，一不小心就遇上一个在土沟边理红苕藤的农民，一问，他竟然和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的儿子是同学，他还记得他当年的校名就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题的文字。还有一次，我遇上一个农妇，她还记得，她帮的是一户广东人家，那个先生姓全，后来我通过查找资料，知道那个先生叫全汉升，专门研究经济史，是研究运河漕运和寺院经济的，后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６０年以前的事，我都一一找到了对应。我每往前走一步就发现一处从来没有的风景，这些本来是散乱的图片连缀在一起，一下子就复活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图景，我觉得特别欣喜，于是越发欲罢不能了。”发现的过程也是感动的过程，是感动驱使岱峻持续着艰苦的捕风捉影、顺藤摸瓜、见微知著、辨正祛讹的写作发现之旅，也正是因了对李庄那份共同的感动，使当年营造学社的罗哲文、梁思成及夫人与林洙、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女梁从诫、梁再冰、李济之子李光谟、以及无数的同济老人，李庄本地的亲历者、热心人尽皆倾力相助。人们纷纷取出藏之秘箧的信件、照片，不少散落民间的珍贵史料得以重现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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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真是让天下人绝对羡慕的一对，梁思成不必多说，林徽因和徐小曼一道并称为民国两大才女，不仅貌美如花，气质非凡，更是学术上的大家。）

被李庄的精神所感动
　　岱峻说，如果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贫病的生活，宛如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韧性的个人坚持，汇聚成中国知识界坚毅的力量。“李庄”，已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其凝聚着抗战文化人心中永志难忘的爱国情结。“原来我们听到《松花江上》那首歌“流浪啊流浪……”觉得抗战时期，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迁徙、逃难、苦难的历史，但是还有一点过去没有揭示过，那就是这也是中国的人文学术在抗战烽火中薪传火播、弦歌不辍的历史。
　　“我书里写的这些中国文化人，是我们民族的智者、勇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收到了去国外的邀请，梁思成先生断然拒绝了，林徽因先生说：“我们决不做白俄！”我在写这本书、接触这些高贵灵魂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在往我的血肉里浸润。我感到他们身上有一股正气，他们不是在流浪，不是在逃难，实际上是为了我们民族，在进行一次学术的抵抗。在李庄做的学问，看起来和当时不一定都有直接联系，但是，它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有很大关系，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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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坳。当年梁思成曾亲自在这个位置拍了一张图片，并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他对这里的建筑情有独钟。）

李庄引领我前行
　　《发现李庄》出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李庄，２００５年，李庄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对它的旅游开发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岱峻用一句话对这部书作了总结，“李庄曾经感动中国，中国应当永远铭记李庄”。从《发现李庄》开始，岱峻也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博大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这种精神的浸润下，他开始了对成都抗战时期文化历史的研究，“李庄不是一个孤立的李庄，它在人文抗战的大背景之中，和国际社会、和许多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我就把对李庄的关注扩展到对抗战时期文化史的研究上去了，本来是关注一个李庄，现在又牵涉到李庄和成都的关系，开始了对华西坝人文历史的追踪和思考。”
　　成都尽管做过三国蜀汉政权的国都，也做过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的国都，但是，它在全国的文化中扮演着最最重要作用的，应该是唐代和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华西坝，是中国重要的学术城。一位叫亨斯曼的外籍博士曾写道：“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们都聚集在成都。”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当时成都的确聚积着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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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李庄的的工作台。）

生活中的岱峻
　　写作了《发现李庄》的岱峻，是个爱听传统戏曲、能烹调上佳菜肴，过着悠游生活的读书人，对风流云散的旧日景观格外迷恋，他喜欢文化史研究，其作品《绵竹年画》、《四川——中国的避难所》、《从蜀中子弟到沪上名家》等，无不体现着他对打捞历史的努力。在朋友眼中，岱峻是一个善于从平凡中发现情趣的人，他好美食、好山水，遍地搜好书，到处逛庙宇，还在钢筋水泥的屋顶造园林。他的文章，走的也是闲适、恬淡的路子。
　　岱峻夫妇的生活是由美食、旅游和读书构成。岱峻和妻子当初相识，是因谈做菜才拉近了距离。在他们的理解中，旅游，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读书，犹如进行精神的探险，都是在另一个坐标上去丰富生活的感受。岱峻的旅游，不是去已经成型的旅游区去追随众人的脚步，而是独辟蹊径，去自己体会发现的乐趣。“我去旅游，一般是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当地有什么交通工具就乘什么交通工具：坐手扶拖拉机、骑马……去那些旅游已经比较成熟的地方，每一步都是别人给你设计好的，是在购买批量生产的商品，写的文章、拍出的照片都是千人一面，难有新意。因此我更愿意做一个背包族，虽然比起年轻的背包族我年龄大了些，但仍兴致不减。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不断延长生命的时间、拓展生存的空间。我旅游，一般在去一个地方之前，都会在网上搜一下，去贵州苗乡，我会看苗族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苗族的节日，看当地做排箫的、做银饰的、做蜡染的在什么地方。回来以后，我还会看些书，去了江南，回来就看张岱的《西湖梦寻》、曹聚仁的《万里行记》。这样，本来只是跑马观花的印象，就得到了深化，直接和古代的地理、历史、文化与民俗发生了联系。”
　　在岱峻身上，体现了成都文人的一种气质。成都的现代文人，在成都这种环境下生长，不光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体现了成都文人独特的精神和人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