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香格里拉洋人秘史》即将出版

友多

前言：秘史，或回到大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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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长老的传说与亚洲之梦?
??公元1145年，由叙利亚的加巴拉（Gabala）主教在致罗马教皇欧仁三世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位名叫约翰（Jean）的国王。这位国王同时也是一位基督教的长老，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和遥远的地方，并且在不信基督的东方人那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这就是欧洲中世纪有名的“约翰长老的传说”。
??这个传说激起了欧洲人狂热的希望的极大想像力。其后，在欧洲的宫廷中出现了许多神秘的文献，它们被归入到约翰长老的名下。这些文献里充满了臆想的情节和荒唐的杜撰，那种喋喋不休的炫耀和夸饰，仿佛真的是出自一位骄傲自大的基督教国王之口：“你们应毫不犹豫地坚信我是王中之王，我在财富、道德和势力方面超过了大地上的一切国王。大地上共有72位国王是我的竟争者。我的辉煌覆盖了三个印度（印度以东的领土、印度与恒河之间的地区、恒河以东的地区）。我有丰富的白银、宝石、大象、骆驼和狗。我的国度没有穷人、盗贼和土匪。”
??这是西方人在几个世纪以后对东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最初缘起。尽管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伟大的科学家托勒密（Ptolemy）都曾听说过在喜马拉雅山那边有一块神圣而隐秘的土地，但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有一位名叫弗雷尔•奥德里克（Odoric de Pordenone）的方济会修士声称自己亲自到过西藏。他在自己那天真而平庸的游记里，说曾经到达了约翰长老的国度。尽管他的描述与传说中的故事几乎毫无关系，但他却记录了那里的宗教信仰、天葬习俗、以及旅行路线，等等。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了关于如何进入那片神秘土地的描述。
??然而30年后，奥德里克平庸的游记被法国人曼德维尔（Jehan de Mandeville）用迷人的文体，改写成一本有关亚洲的最漂亮的荒涎史，很快，这本书便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并迅速成为欧洲中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甚至伟大的《马可•波罗游记》也难以与它比肩。
??这本全名叫《约翰•德•曼德维尔著作》的书，使整个欧洲受到了来自东方的诱惑，从此，瑰丽的“亚洲之梦”深入人心，持续了数代人之久。然而，元帝国的崩溃、伊斯兰教席卷西域、丝绸之路被截断……14世纪中叶以后的数个世纪中，再也没有从陆路前往东方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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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跃在走廊地带的西方传教士
??“约翰长老的传说”使欧洲的传教士们一直对远在东方的这个“基督教王国”浮想联翩。几个世纪以后，这些传教士们以印度为跳板，企图将他们的宗教理想嫁接到那片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上去。
??从17世纪的耶稣会士鄂本笃（Benoitde Gies）、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白乃心（Grueber），到18世纪的嘉布遣会神父德斯德利（Ippolito Desideri）、弗莱尔（Emmanuel Freyre），再到19世纪的遣使会神父古伯察（Regis Evariste Huc）、秦神父（Joseph Gabet），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了青藏高原的腹地传教，并且滞留了数月乃至数年不等。
??最初，淳朴的西藏人并不打算阻止这些人的到来，上述的那些传教士们还普遍受到了礼遇。他们曾在藏地建立了一些教堂，有的人甚至与西藏的最高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包括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高级人物的召见。然而，当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以它们强大的殖民势力，渐渐从东、西两个方向逼近青藏高原边缘的时候，西藏人这才大吃一惊！——他们这才意识到，青藏高原上遍布的金矿和银矿，终于引来了外国人的觊觎；更令他们担心的是，自己那传承自久远年代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已经开始受到外来宗教的侵袭了！从那一刻起，青藏高原迅速成为了一块与世隔绝的禁地，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它对其它的所有人都关闭了大门。
??从此以后，青藏高原的腹地再也容不下任何其它外来宗教的传入，但是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青藏高原的边缘走廊地带，却为这些苦心孤诣、孜孜不倦的传教士们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后来的传教士们总结了以往传教受挫的经验，不再以那种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姿态出现在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面前，而是通过西方先进的医学手段开路，再辅之以宗教慈善事业，进而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治病救人，最后才将基督的终极理念和信仰仪式在底层的贫苦人群中传播开来。为此，生活在藏彝走廊地带的彝族、羌族、纳西族、傈僳族等许多少数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有所接受。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页，在滇西北、川西高原、甘南和青海的部分地区，一直活跃着大批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或在城乡集镇建立医院教堂，或在高山深峡间游走传教。有些人来华后，在教区工作一段时间便回到西方；也有一些人终身都不再回国，而是在当地聚妻生子，真正为了宗教理想而与原住民打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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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批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1774年10月13日，年仅28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波格尔（George Bogle）与他的助手、英国外科医生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离开了不丹的皇都扎什曲宗，即将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屋脊”的英国人。11月2日，他们抵达了日喀则，并受到了六世班禅的盛情款待。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波格尔成为了班禅的私人朋友，甚至还有传说波格尔娶了一位西藏女子为妻，她就是班禅喇嘛的妹妹。
??然而，波格尔奉命前往西藏的使命，并不只是结交朋友和娶妻生子。当时的全印总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在颁发给波格尔的出使任命书时，就同时对他的“特殊使命”作出了5条明确的指示：1、开辟与西藏的商业联系；2、建立与拉萨政府的关系；3、考察印藏贸易和物产、交通状况，预测英国产品在西藏的销路；4、搜集与西藏有关的一切情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尤其考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和流域情况；5、自行决定留藏时间，越久越好。波格尔作为第一位带着官方“特殊使命”出使西藏的人，虽然此行的使命并没有完成，但他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有关西藏的书，却成了日后西方人研究西藏的标准教科书。
??1775年4月，波格尔一行离开了西藏。临行前，六世班禅特意交给他一封致全印总督哈斯汀斯的信，信中委婉而明确地说：“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主权之下，中国皇帝强有力地严密控制着一切事务，与外国政府建立联系和友谊都将冒犯中国皇帝，向您派遣信使超越了我的权限。”
??自波格尔之后，陆续有大批探险者被英印政府授予“特殊使命”而前往西藏，他们包括用测绘仪首次绘制了入藏路线的中尉塞缪尔•忒涅（Samuel Turner）、被驻藏清军驱逐出境的“千面间谍”曼宁（Thomas Manning）等。此外，英印测绘局皇家工程协会的蒙哥马利上尉，还在印度境内设立了一所特殊学校。该校为英国培养了130多名精通西藏宗教文化的特殊人员，他们的正式身份是托钵僧、朝觐者或商人，但是都怀揣精密仪器，对西藏进行广泛的调查。以佛教徒名义走遍西藏全境的著名“一号班智达”纳恩•辛格，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紧随英国之后，沙皇俄国也早就瞄上了青藏高原这片土地。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就被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并明确指示“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于是，大批俄国军人、传教士、商人和情报人员开始不断渗入中国西部。他们一般都由官方供给巨额资金，并配备卫队武装护送，企图进入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其活动规模之大，介入人员之多，盗窃情报范围之广，远胜于同时期的英、美、日等国。其中尤以俄国陆军上校普热瓦尔斯基（N.M.Przewalski）于1871年到1888年之间，率领一支“考察队”先后5次到西藏地区考察，有一次已深入到西藏北部的那曲一带，距离拉萨仅270公里。他们一路上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和路线图，收集了大量有关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情报。
??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继英、俄之后，美国探险家罗克希尔、法国探险家邦瓦洛、荷兰探险家里贾哈特、日本人河口惠海等一大批外国人，也纷纷以各种借口进入西藏，甚至有许多人不惜身家性命，秘密地化装潜入西藏，去完成他们个人或背后的政治集团所赋予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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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方近代的藏地旅行者
??从18世纪后期到1949年为止，越来越多的西方冒险家进入了青藏高原地区。不管这些人是以传教、公派使者、科考、民俗调查为名，还是以别的什么名目进入西藏，总之，他们大多数都拥有某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西方某些特定的机构和部门。
??他们有的来自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各国教会，有的来自各国的地理学会、动植物保护学会，也有的来自于某些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和科研机构。这些人想法设法来到青藏高原封闭而原始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度过了一段充满传奇、极富刺激性的冒险生涯之后，著书立说，公开或不公开地出版了他们的藏地游记、调查笔记、科考报告；有的甚至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出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面貌。作为原始素材和第一手资料，它们对后人研究和了解当时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地理状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藏学成为当今具有国际性学术影响力的一门显学，垫定了丰厚基础。
??1904年，弗朗西斯•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带领一支英国远征军，用武力入侵拉萨，以暴力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大门。在强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英国人才撤离拉萨。从此，英国人希望自己独占在西藏的利益，并对其它的西方列强关闭了大门。按照瑞士藏学家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说法，荣赫鹏之后的西方近代藏地旅行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夹杂着同情心和好奇心的观察家；二是受宗教信仰驱使的藏传佛教的皈依者。
??当然，前者占据了大多数，他们仍然可以是继承了欧洲传教士衣钵和官方特殊使命的人。这些人中有驻华的外国官员、职业传教士、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民俗学家、职业探险家，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美国浸礼会牧师、著名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来华任教并客死成都的美籍教师路德•那爱德（LutherKnight）、美国植物学与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美国著名探险家罗斯福兄弟、英国外交官员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和贝尔（Chavles Bell）、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Ernest.H.Wilson）、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n.s.），等等。
??至于另一类藏地旅行者，他们则是纯粹厌倦了西方世界的心灵信仰者，是真正的东方文化的皈依者。对于这些人，我们只需记住他们的名字：法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探险家和藏传佛教学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德国裔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出家修行人阿纳加里卡•高文达（Anagarika Govinda）、俄国籍的中国道教皈依者顾彼得（Peter Goullart）、写下了藏学名著《山峰与喇嘛》的西方佛教徒马可•帕利斯（Marco Pallis）……
??西方人对于青藏高原的梦想，永远都不会停止，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抱着什么态度。一批探险者逝去了，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又会重新踏上这片梦中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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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秘史，或回到大香格里拉
??这篇序文从“约翰长老的传说”一直写到“西方近代的藏地旅行者”，只是介绍了阅读这本书所必须了解的简要背景。在本书中，笔者无意于全面介绍西方人几个世纪以来在这片神秘高原上的“冒险史”，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些真实的细节和片断，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复杂的民族走廊地带、一时还鲜为人知的隐秘故事。
??为此，书中的8位主人公，几乎可以概括出现在这一地区的西方探险者的各种类型。大卫•妮尔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皈依者和传扬者；约瑟夫•洛克则是将“香格里拉”之梦介绍给全世界的传奇人物；顾彼得作为中国官方派往西部的专员，在没有任何资金赞助的情况下深入独立的大凉山彝人区，算得上是众多外国探险者中惟一的异类；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G•A•Combe）所著的《藏人言藏》一书，则成为西方藏学研究中最早、最权威的研究材料之一；英国陆军中尉约翰•布鲁克（Brooke）作为职业探险家，被彝人杀死在大凉山区，酿成了当年轰动世界的事件；彼•埃克瓦尔，一位马背上的传教士，在青甘藏区携家带口，与当地的游牧藏民一起生活了充满热血与温情的传奇5年；赫伯特•斯蒂文斯（Herbert stevens）参加罗斯福兄弟的探险队，从缅甸仰光经滇西北一路长途考察到康藏，记录下了异常丰富而准确的原始笔记，成为青藏高原自然科学研究中最宝贵的资料之一。
??书中除了法国神父戴维（Pierre Armand David）在夹金山区发现大熊猫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之外，其他7位主人公的冒险生涯，均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上半叶。相对于西方人在中国西部的整个冒险史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时段，可以说是探索形态发育最成熟、积淀下来的资料最丰富、所处的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其在人文与自然科学上的成果，也最具有现代性的参考价值。
??如今，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在现代西方人的心目中，传说中东方的那片“约翰长老的王国”，早已被来自藏文化灵魂中的“大香格里拉”一词所替代。青藏高原激发起了西方人的梦想，却拒绝让他们的梦想成真——除非像大卫•妮尔和马可•帕利斯那样，真正谦卑地面对、并深入到“大香格里拉”的慈悲灵魂中去。
史幼波

友多

??跟随那些已逝的人们远游大香格里拉的日子，到此终于宣告结束了。
??该说的前面都已经说了。一个人坐在书斋里漫游了这么一大圈，总该有一些变化才对。虽然多年以来，我一直热爱着青藏高原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并且也多次深入藏区，作了许多实地的调查，但是，对于20世纪早期曾经活跃在藏彝走廊地带的西方探险者，却并没有专门的关注。这本书的写作，给了我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片雪域高原的方式。毕竟，当代藏学和与之相关的其它学科能成为西方人文学科中的显学，与上世纪早期的那段西方人在青藏高原的冒险史，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是虎三兄策划和主编的这套“藏彝走廊人文地理丛书”，才让我有机会系统地了解在上世纪那个大时代里，藏彝走廊上匆匆走过的那些多少带着些神秘使命的西方人。所以，这里我要首先感谢虎三兄给我提供的这次机会。接着，我还要感谢多年以来一直令我受益匪浅的白郎兄，如果没有他无私地为我提供了大批珍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这本书的如期完成几乎将成为一个泡影。
??这本书精美的图片，主要得益于摄影家朱林和我的好友张哮、白郎等人的镜头。另外，白郎提供的洛克等人的历史照片，也让这本书还原了更多真实的历史场景。而更令人感激不尽的，是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马晓峰先生。笔者与马先生素昧平生，却不期得到了马先生的慷慨相助，为我联系到了上世纪著名的人文摄影大师庄学本的老照片，使这本书变得更加丰富与厚重。
??最后，笔者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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